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商人交税后，是否能获得对等的服务明朝本来实行的是低税重赋役制度，把服役视为人的义务而随着时代展，原有的服役制度已经推行不下去，渐渐改为折银，但是思路上并没有跟进认为商人交的税银都是活该，只想着索取，没想着为商人服务，依旧把对方视为肥羊，也就导致两下的关系渐渐成为敌对
明朝当下的奢靡之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商人带动起来而商人之所以一方面逃避税款，一方面又挥金似土，大肆挥霍的原因，也与朝廷对商贾近似掠夺的处置方式有关
弘治年间，珠宝商人冯谦，王通，李祥，王智，夏线儿以莫须有罪名下狱籍没家产，而在另一条时空线里，万历年间的富翁姚辇因为没有子嗣，死后诸侄争产诉于官，最后朝廷下了命令将姚家全部家产充公……天启年间吴金薄借款两百万于朝廷，朝廷不但不归还欠款反把吴下监
最惨的则是天启年间盐商吴养春，以五十万白银助军饷，结果因为出钱太多，被朝廷认为是肥猪，不但不嘉奖，反把其父子三人关押在监牢里迫害致死，其妻妾亲族皆被追缴产业，以至于家破人亡
正因为有这些例子，商人们才变得不爱存钱，反正钱存下来，也不能保证儿孙靠着父祖积蓄安渡一生，还不如在自己这辈就花掉，总好过便宜朝廷由这些人带动的奢靡风，反过来又影响了天下，导致明朝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
固然万历朝眼下还没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对于商人的态度也是不保护不鼓励，尤其没有保护私人财产概念商人们交了税不但得不到官方的保护或鼓励，反倒有可能因为纳税而被当成肥羊，成为胥吏衙役盘剥的对象是以纳税积极性不高，对于朝廷也缺乏信任及认同感，也就是情理中事
范进提出的按纳税额度进行不同程度保护的政策，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善政他们未必相信官府的节操，但是大多愿意相信范进毕竟之前牛痘的事，这些人都算是受益人，打冯邦宁的事，也是他们亲身经历这样的人，总归是比普通官僚可信一些
这也是范进放上元县的一个优势，有深厚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士绅这个阶层里，他有着足够好的人缘如果是像邹元标那样放到贵州某个汉夷杂居之地，他纵然有通天手段，也难以挥出多少作用
一上午的光景，商贾来来往往，上元境内数得着的大户，来了七成有余大家不但主动完税，而且全都抢着去当甲等户这不光是一个官府保护力度问题，还有一个商业信誉问题纳税多，证明自己经济实力强，以后和外来商贾做贸易时，提出自己是官府甲等纳税户，这本身就是个实力的证明反过来，两家店面抢一宗生意，一个是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