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追悔莫及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17]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18]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19]“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20]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21]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22]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23]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24]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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