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一会儿，陆舟才敲下了一行字，问道。
【如果找不到呢？】
老先生打字速度很快，等不到五分钟，便对他的问题作出了回复。
【你说的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如果在TeV以下的能标寻找不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只能宣布最小超对称标准模型的破产，然后到更高的能区上去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证明我们先前的工作是错误的，这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发现，虽然不一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对我们的理论更有信心一些，新大陆就在眼前，我甚至闻到了香料的芬芳。】
说到最后，老先生甚至语气轻松地和他开了个玩笑。
只不过，陆舟却并没有这么乐观，根本笑不出声来。
可能是因为他并没有体会过那种在量子世界的迷宫中，几十年如一日的钻研的感觉，所以并没有培养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在面对未解之谜时必须具备的幽默精神。
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并不会让他沮丧。
但如果一项研究看不到尽头，又看不到未来，很难让他不产生烦躁的感觉。
是的，这个课题带给他的便是这种感觉。
哪怕队伍里有着一位诺贝尔奖大佬，也无法用肯定的语气，给他画出一条可靠的路径。无数种方法摆在面前，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比较可能性的大小。
不像他研究的那些数学问题，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审稿可能需要时间，但最终一定能为他的努力画下一个句号。
而让陆舟感觉烦躁的，不仅仅是他所从事的这个课题所面临的困境，整个理论物理学界的困境都在这里。
理论的发展与实验远远脱节，构建这座大厦甚至并不是什么严谨的实验数据，而是一条条没有经过实验检验、甚至是几十年内根本无法检验的东西。
基于被证明的理论和有限的现象提出猜想，然后用数不尽的猜想构建一个模型，理论物理学所仰仗的“标准模型”，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不靠谱”的东西。
六十年代超对称轮提出，八十年代弦理论兴起，然而前几年才在实验室中找到上帝粒子，理论物理学界匆匆宣布进入“后标准模型”时代，还没来得及兴奋两年，大亚湾的中微子一个振荡，又差点duang的一下让标准模型推倒重来。
陆舟可以理解，弗兰克老先生为什么如此执着在超对称论上，如此迫切的想要找到超对称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