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下，首罪是随意加税的总督、次罪是糖厂承包者，奴工排到最后，基本可以安个“打渔杀家”的定性。
再比如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欧洲那边肯定是愿赌服输，赔了别哭，爱上吊上吊、爱自杀自杀。
但在大顺这边，多半就是以“把持行市”罪，逮捕炒作者、抓捕发起者，众人闹腾起来，多半也就是将趁机大发其财者的利润分出一部分，以安抚众人之心。
这样的区别只是冰山一角，或如名臣海刚峰，如果郁金香泡沫发生在其治下，会怎么处理？或者巴达维亚糖厂用奴工之事，其又会怎么处理？
这就是所谓“道”。
《春秋》可以决狱，但如果有人要用《夏冬》决狱呢？要用《墨子》决狱呢？要用《荀子》决狱呢？要用《韩非子》决狱呢？
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只怕第一关的“亲亲相隐”，态度就肯定会完全不同。
连日本那边的儒生，都知道打着复古的旗号，用先秦古籍托古改制，说自己是儒生却搞法、墨、刑名那一套。大顺这边怎么可能会不懂？
皇帝又怎么可能不清楚，拿着十三经，能解出一万种截然不同的道义，而且还都能打着正统儒学的旗号。
莫说一套十三经，就是简单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是解不出三种以上截然相反的解释，都算大顺没有人才了。
开发虾夷、将来下南洋治理南洋，以及将来可能兴盛的工商业，肯定不能用现在这一套东西去管辖。
但是，这一套东西，皇帝也只允许现在特事特办，积累经验，以观后效，
而绝对不会允许出现一种新的如同荆公新学、心学之类的学问，将这一切解释为“合乎天理”。
哪怕将来证明这一套确实行，而且不会影响到皇权、不会威胁到统治，那也只能是后来人提出来，绝不可能让此时的刘钰提出来。
提，可以。
离开中枢，削去爵位，不参与朝政，和前朝的李贽、本朝的颜元、李塨等人一样，回家去玩去吧，爱说什么说什么。
刘钰被田贞仪耳提面命已久，回的也算干脆，直接拿出王安石的例子。看似是说，你看王安石变法，但王安石也是靠旧学问的科举考上来的，旧学问差点中状元的人，不一样可以办成新事吗？
实际上，则像是跟皇帝表态：等南洋的事一完，我就了心事了。李卫公平突厥之后，蹲在家里关上门，外面的事啥也不管。到时候我也一样。
反正外面的事谁都能办，新事物旧学问也一样能解决，少我一个不缺、多我一个不多。你拴条狗在那，估计也能办好，无非就跟小牛学拉犁一样，学呗。
这回答让皇帝很是满意。皇帝已经允了刘钰下西洋之事，也几乎默认了等他从西洋回来由他为帅攻下南洋。
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