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出正月，朝廷便命礼部左侍郎杨越为使，前往蜀地招抚叛军。
燕思空与杨越相识于经筵之上，略有薄交，深知此人软弱怕事，平日只顾着捞银子，难堪大用。招抚是个苦差事，稍有不慎就会送命，还要协调朝廷与叛军之间的仇恨，非有过人之智，必作茧自缚，两边不讨好，实在是谁摊上谁倒霉。
面对朝廷招安，大部分叛军一开始都会顺抚，并趁机狮子大开口，索要无度，朝廷若有余力满足其贪婪，早拿来赈灾了，就算真的给了银子，那么多张嘴要吃饭，吃没了，尝过甜头了，还要反，因而抚完剿，剿完抚，所谓常态。
杨越出发前一日，与其有私交的都去府上为他践行，他神情悲壮，言今日一别，恐是最后一面，显然脑子还是清醒的。
燕思空漠然地看着杨越，心想，这确实是最后一面了，从他授命的那一刻起，结局已经注定。
正如燕思空所料，叛军首领鲍云勇大言不惭地提出要皇帝将他就地封王，享藩王世袭俸禄与封地，并张口就要二十万两银子抚恤部将。
当杨越的奏折抵京后，昭武帝气得在早朝之上破口大骂杨越是个窝囊废，这样的谈判条件也有脸要他定夺，简直羞耻皇家威严，就要治杨越的罪。
杨越人缘倒是不错，不少人替他说请，加之贼情紧急，此时办了杨越，再派人过去，又耽搁不少时日。最后，昭武帝着杨越戴罪立功，并从自己的内帑（读躺）中拿出了八万两银子，意思已是非常明确，这八万两能抚则抚，不能抚便剿，同时，朝廷已命洛阳整军两万，随时出征。
杨越不负圣望，真的用皇上的私库银招安了近三万叛军。
昭武帝很高兴，可颜子廉不客气地直言上谏，说这银子只是缓兵之计，叛军一定还会再反，须尽早下令洛阳平叛军出兵。
此事在朝廷上引来一场旷日持久地口水战，颜子廉一派认为，起义军的特点是前期多拖家带口，三万军士加亲眷，少说十万张嘴要吃喝，八万两银子，至多俩月就花完了，到时必然还要反。
谢忠仁一派认为，这只是颜子廉一己猜测，且再过俩月，春暖花开，大地复苏，百姓舍不下田亩，定会重回农耕，多半就不反了。两万军士，车马、兵甲、粮草，无一不需考量，日费千银，方可举兵，若叛军就此老实了，这银子岂不是打了水漂？
俩派均是言之有理，一时难以压倒对方，昭武帝犹豫不决。
燕思空心中早有打算，他料定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