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深刻，最后问苏长青：“这么好的故事，为什么写成日本社会，直接拍成中国电影不好吗？”
苏长青几大口啤酒下去透心凉，摇了摇头：“不好，这个故事只适合日本”
“为什么，这是个很感人的故事，放在哪都一样”
价值观不同最好别深谈这类问题，基本谈不下去，还破坏气氛
苏长青慢慢地将猪蹄上的肉分离下来：“我比较了解日本社会，放在那最合适”
之前他和杜可可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说：“我不觉得这故事感人，反而令人透心凉”
杜可可也有些意外：“为何这么说？”
“影片中的六个人蝼蚁般生活在逼仄的房间里，冬天瑟瑟发抖，夏天汗水涔涔，吃偷来的食物，用偷来的香波，温暖感人在哪里？
女大学生与风俗店里与客人拥抱流泪，惯偷犯男人教捡来的孩子叫自己爸爸，所有人像一家人一样整整齐齐地坐在屋檐下仰望烟花，这真是温馨吗？
他们活在孤岛上一般与世界脱离，自称父亲的男人躺在那吊儿郎当地说笑：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安于苟且，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这部电影没有多少社会批判，试图通过温情来逃避问题，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叙事角度
我们国家或许有比这更不堪的情况，但绝不应该对民众煽动这样的情怀，更不该引导民众习惯并喜爱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不在国内拍”
杜可可给了苏长青一个评价：“杞人忧天，装腔作势”
吃了两个猪蹄，喝了一大杯啤酒，梅露兰·多拉的眼睛更亮了：“下午你有什么安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