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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委员公民，旺代地区始终以农业为主，遵循着固定的时序作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长期保持着封闭自足的稳定农业社会结构，天主教会只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熟悉当地民生的神父，通过传统风俗和基本的宗教道德规范维持社区的稳定，农民们则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神父：他们请本堂神父们给田地的作物和牲畜降福，在特殊的日子里敲钟，图个好兆头……”
在康克洛的描述中，当地教士几乎全是本地人，各个修会里充满了家庭成员从某种层面来说，并不是地区教会“控制”当地人，而是当地人“控制”地区教会
康克洛直言不讳的陈述道：“农民们固执的认为这些乡村堂区是我们的教会：堂区拥有田地、房屋、家具等等都属于公共财物……所以，当革-命政-府没收教产贩卖土地的政策获利者不是农民，他们只能将新的宗教政策理解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基于此，对于旺代的农民来说，这场内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自卫求存的战争：从增加税收，抛售土地，宗教改革到强制征兵，农民们认为国民公会的种种政策从来没带给他们任何积极影响，只是在毁灭他们的家园；而大多数地方贵族们，是面对着或者上断头台或者上战场的选择；至于宗教和国王，则是随后应运而生的抽象概念，好把松散的军队勉强凝聚到一起……”
不过，安德鲁现在并不愿意听这些过往的旧事，他打断了西方军团司令官的长篇大论，直截了当的问道：“将军公民，你认为旺代叛匪们，准确的说是下普瓦图叛军的夏雷特，安茹叛军的安斯托弗莱将在什么时候重新反叛以及会有多少的农民和教士加入到第二次旺代战争中”
“夏雷特和安斯托弗莱的反叛，取决于布列塔尼的皮塞伯爵，而后者听从于英国伦敦的阿图瓦伯爵！至于农民和教士，他们既然放下了武器，只要共和国不违背之前的承诺，绝大部分人都不会为国王和贵族卖命，就如同他们在1793年不愿意加入共和国-军队，为国而战”
康克洛回答的很是谨慎而且他也非常清楚，面前的年轻上位者与国民公会的其他代表很不一样，似乎人世间的所有秘密都在安德鲁面前失去了意义从一开始，安德鲁就不相信那份“蓝白和平协定”，“包括协议的内容，以及里面的每一个标点符号”
很多时候，康克洛甚至怀疑安德鲁是故意放纵布列塔尼和旺代地区的叛军首领在举行和平会议时期，四处游荡，进行各种聚会沙龙的等公开活动
为此，这些叛匪指挥官头一次，与国内外保王派的广袤网络取得联系那是皮塞伯爵在英国的联络官给叛军首领们带来了海外亲王们的消息，告知他们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