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听了，正色道：“臣料缅甸之事，五年之内朝廷也只有投入的份儿，大兵久在客地，这消耗不小但——值！。若定为国策，准勋贵、民间圈地造船，五年之期足以造船千百！按宝船之规制，臣访得一船耗料加工费不过七千两银，而千船六百万两足矣。若造出千艘宝船，安南故土也可轻取——五年后不必下西洋而能运出粮米，反哺中国！”
休假四个月的张居正回京之后，简直像变了个人，让朱翊钧又惊又喜。虽然他所说的宝船千艘不足为法，但中国人也没有制造软帆战舰的经验，张居正想象不出来也不足为奇。
尽管受到见识的局限，张居正的变化也是脱胎换骨的，朱翊钧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启发了他，让他和自己进入了高度合拍的状态。
其实，朱翊钧有此想法，是对自己办报启发民智的威力有所低估。万历三年开始兴办的三份日报，在开启民智方面是核武器级别的。
朱翊钧日常的所思所想，经常有选择的说出来让身边秘书郎整理成大纲、观点，发给三家报社。报社总编根据自己的理解，收集相关材料，形成文章在报纸上鼓吹——一个现代人的思想，由三个放大器播布民间，其与穿越成平民者，从自己身边人慢慢改起，效率何止增加千百倍，更别说还有皇帝身份、言行潜移默化的加成！
由于主编的视野限制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北京报纸在宣贯新思想的时候不免束手束脚，虽然对张居正等人有潜移默化之功，但未达到质变。且张居正忙到恨不能一分钟分成两份使用，报纸更是偶尔看看，很少入脑入心，此前并未全面厘清皇帝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治国理政的思路。
此次江陵逗留的四个月，张居正日日都能细读《南京日报》，那石破天惊的写法和离经叛道之言，给张居正来了多次思想洗礼。
逐步被冯邦宁解放的李贽，和对其言听计从的王世贞，已经把江南人心搅动的浑浊不堪，唯有大智慧者能从泥沙俱下的思潮中，理出皇帝的治国方略——而张居正，恰恰就是那种具有大智慧的人。恰因为皇帝给假在家，他有一段长时间用来沉思，考虑变法中的大明向何处去等等战略性的问题。
因此，给工作繁忙的人经常放放假，充充电，会对事业大有裨益，此乃真“福报”也——当为后世黑心老板们视为圭臬。
关于三宝太监的海图和宝船设计图，后世坊间相传，均被故兵部尚书刘大夏烧毁了——刘大夏也回不了嘴，只能背上这千古奇冤。[注1]